近代以来，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宪制形式。

正如凯尔森所言：一个无效力的规范是一个不存在的规范，在法律上是一个非本体。[24]然而，立法机关在审议法律草案时作为行政机关的监督者，不应当无条件谦让行政机关的宪法判断，否则全国人大及其常会与国务院的宪法关系将被扭曲。

[64]在立法过程中，尤其是在基本立法的过程中，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即便这一标准处于隐形状态，也不妨碍立法参与者和社会公众根据宪法文本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并推动法律草案的完善。从消极层面来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对某些突破宪法的法律草案内容可能未必提出合宪性质疑。如在我国《证券法》制定过程中，起草单位依据我国《宪法》第90条第2款，认为证监会不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应由国务院的部委机构来管理证券市场，[62]但在审议时反对意见很大，我国《证券法》最终还是规定了由证监会主管全国证券市场。又如，1994年我国《预算法》规定不具备设立预算条件的乡、民族乡、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确定，可以暂不设立预算，直到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我国《预算法》，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审议修订草案过程中，才根据我国《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规定乡镇一级均设立预算。

摘要:  根据实践梳理立法过程中法律草案合宪性判断标准，有助于从操作层面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68]直到2002年，该法中的这一问题条款才依据宪法得到修改。通过民主选举权的不断扩展，弥合民主动员与阶级冲突之间的裂缝。

如果人们开始懂得运用法律的论理技艺，也就可能获得破坏和平的抵抗权。在这一历史时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的民族国家的法治/革命辩证法出现了断裂。对于权力争夺者，宪法也不过只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工具。取而代之，在进入到革命理性国家阶段后，必须不断通过必然性与自由这组辩证法，通过革命的内在动力，来统合与重组法律秩序。

正是通过教会法的系统性理性化，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性权力干预。作为对法国大革命激进民主范式的替代，美国革命为这一历史大周期贡献了宪政模式。

三、超国家宪法的演进：政治和法律悖论关系的转化与解开 从西方近代早期开始，就逐渐确立了一项传统：通过国家，将政治和法律结合为一体性的存在。而在进入到184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期之后，民族概念的保守性与民主概念的激进性之间产生了历史分叉，沿着各国对革命与法治关系的不同认识，开始形成不同的政治决断，进而塑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宪法道路。在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意义上，在现代国家的内部，实际已经无需再安置一个随时干预的主权者。宪法机制本身，其天然就具有超逸出民族国家疆界的本能。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启，实际给近代国家宪法运动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推力，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结，则最终推动国家宪法迈向了超国家宪法的历史演化进程。冷战格局也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国际均衡体系，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形态，而世界体系的阵营划分，北约与华约组织的出现，欧洲共同体、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以及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法律范式。宪法理性国家是法治理性国家发展的完整形态，它的出现，解决了现代国家民主—民族动员的激进化问题，以宪法理性缓和人民主权的暴力倾向，以代议制民主和政党竞争轮换为民族国家范围之内的民主参与进程提供制度载体，以法治理性平衡民主理性的革命性因素。近代立宪国家的发展，既得益于民主革命的刺激，也同时以规范与约束人民革命的面孔出现。

也正在这个法治与革命出现断裂的历史期间，近代国家与法律之间的一体性关系也出现了罅隙。宪法机制既解决了法律正义起而对抗政治和平的问题，与此同时，它也不再需要通过法律与政治合二为一的霍布斯方式作为其保障。

由此，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思想史命题：为什么17世纪之后的西方思想家开始试图将政治与法律结合在一起谈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每一位近代西方思想家处理抵抗权的问题时都面临过。法治吸纳革命范式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动力的终结，革命动力通过一种新的方式，被吸纳入一种不局限于民族国家疆域的全球宪法的体系化运动之中。

相反，一方面保持政治和法律系统结构耦合带来的认知开放性，另一方面，通过宪法化来实现法律系统的运作性闭合。只有现代宪法机制，才真正解决了近代社会的正义与和平、主权和正义的两难问题。实际上，在16世纪时期，在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建立之前，西方还并未产生一个公法概念，没有产生一个统一性的、能够反映当时正在进行的领土权力统一化的国家主权的法概念，而只有诸如支配权、治权、裁判权这些概念。法治国的出现，也宣告了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的演化趋于成熟。19世纪之后，整个现代政治体系的运转，开始借助组织化的政党机制，经由政党组织所引导的议会立法，经由各级行政官僚组织的体系运转，来贯彻各种政策性目标。但是，在近代社会到来之后，欧洲领土国家开始把它的首要任务界定为：要在它的领土范围内把现行有效的各种法律，以及诸多分散的裁判机构，加以司法上的统一化，以此来推动政治主权的集合。

但其依然面临两大新的挑战：其一，这种革命与法治、正义与和平的宪法解决方案，实际建立在国内与国际法律的二元张力基础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国际性宪政法治的张力结构。而当代宪法机制，最终证明：只有它才具备跨越国内与国际的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能力，当然，这也悖论性地体现为：只有通过对近代国家宪法模式的扬弃，赋予古典宪法模式以超国家的运行形态，才能最终将宪法机制的内在潜力全部激发出来。

在过去，法律主要通过司法裁判权的机制发挥其效能，只在个案性冲突出现时才介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立法参与主体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判断，而法律委员会在统一审议的过程中必须对相关的意见进行妥当的回应。

法律草案不是生效的法律，宣布法律草案违宪没有实质上的法律意义和效果。根据我国宪法，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颁布法律时并没有拒绝签署主席令、退回法律草案重新审议的权力，也没有其它机构可以审查已经通过表决但尚未颁布的法律。

（二）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判断是规范性与政治性并存的过程 立法既是对宪法规范具体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因此，立法过程中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判断，既需要注重宪法文本的规范性，也应当兼顾宪法中的政治性。在我国，虽然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联名提出法律案的权力，但在实践中，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议程进行审议和表决的法律案均由国家公权力机关组织起草，法律草案的形成是公权力运行的直接成果，或者是公权力主导下产生的成果，具有浓厚的公权力色彩，法律草案的形成过程也需要受到宪法的拘束。第一，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所有国家机关都应当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不应当无条件地尊重法律草案起草机关的宪法判断。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甚至主动突破宪法的规定。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典型的事前宪法监督制度，与立法制度也有较明显的区分。[43]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草案将我国《宪法》第89条中条约和协定的表述为条约包括协定。

其次，在我国当前体制下，即便存在着建立事前宪法审查制度的可能性，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行为也不能归为事前的宪法监督制度。[64]在立法过程中，尤其是在基本立法的过程中，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9] Bryan A. Garner edited: Black's Law Dictionary( 8th Edition),2004, Thomson West,p939. [10] 参见焦洪昌，俞伟：《我国应该建立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制度》，《长白学刊》2018年第1期。[31] 参见前注6，韩永红文。

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做出消极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依据宪法修改法律草案的必要性，但在立法过程中尤其是在审议过程中，修改法律草案并不一定要以法律草案合宪性存在瑕疵为理由。[56]童之伟教授反对这一观点，且重申了在公法领域，法无授权即禁止、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宪法常识。在立法过程中，法律草案合宪性的判断标准以宪法文本为基础，法律草案与宪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多样化的状态，能够为未来我国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判断方法及标准提供有益借鉴。[28] 参见毛磊：《打开百姓参与立法的大门——中国立法机关公开法律草案由特例成为常态》，《中国人大》2008年第10期。

一方面，要承认并重视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因素，无论是立法还是监督工作，都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而是政治性极强的工作。[20] 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与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既然性质不同，那么在审查的标准上，它们就应有所区别（虽然也可以相互借鉴）。

从消极的角度而言，则是为了对草案内容进行修改。[7]争议各方的论点可能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这可能导致从纯粹学术的角度出发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判断标准无法得出一个具体的共识。

[1]这就需要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充分发掘立法实践中既有的制度资源与技术方案，根据我国宪法监督和宪法实施的实际需要展开有针对性的具体研究。[47] 第三，改变宪法上明确规定的所有权关系。